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写过一部宏文著作，叫做《论法的精神》（原名《lEsprit_des_lois》）。
这本书由晚清思想家严复，首先翻译到中国，不过此时的中文译名还叫《法意》，《论法的精神》是后世版本的翻译名字。
周赫煊提笔写道：
“先秦诸子当中，法家和儒家塑造了两个强大的力量，儒家主张‘礼治’、‘德治’，而法家则崇尚‘以法治国’。《管子》曾言：‘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意思是说，只要不政出多门，仅仅运用法律，就能如举手投足般轻松治理好国家。可见，我们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从治国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法律。
汉代虽罢黜百家，后世的历朝历代，也都推崇儒家的‘礼治’、‘德治’，但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把法律也一起废除掉。中国也没有哪个盛世，不是法律健全，吏治清明的，就连皇帝也要守法！
我们先来看个小故事。
宋真宗年间，有个亲事官把皇宫里的金碟丢了。侍从对宋真宗说，先打他一顿。宋真宗不允，命人先找失物。侍从又说，不打他，他不知道厉害。若是金碟是被他自己藏起来的，他还能去找吗？一打他就招了。宋真宗强调，不能随便打人。侍从道，您是皇帝，想打谁就打谁。宋真宗解释道，我大宋是有法律的，大家应该按法律办事，皇帝也不该随便打人。
此即为：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
周赫煊写了一通中国古代的法律常识，又开始写西方的相关内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著鸿篇巨作《法意》（《论法的精神》）。此书出版仅两年，便印行22版，各种外文译本相继诞生。《法意》是美国的建国理论基石，法国的《人权宣言》也脱胎于《法意》，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理论亦源于此书……”
周赫煊大谈西方列强的法制精神，接下来又把孙中山当做自己的理论武器，他写道：
“民国七年，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指出，中国的革命程序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常总司令已经宣布革命进入训政阶段，何为训政呢？中山先生称为‘约法之治’，既制定约法，军政府、地方议会以及人民都要遵守，目的是让人民杨琛平等自由的资格和掌握主权的能力。
而今之民国训政，只见军政府，却不见约法，或者说法律并不完善。
最近有人说，党即是国，党即是法，这是在公开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吗？
上海党部封禁我的《神女》和《狗官》，我有两点异议。第一，法律依据在哪里？第二，执行机构在哪里？
一没有法律，二没有合法的执行机构，此乃违背中山先生之训导。
我请求中央政府，先订法律，再设相关执行机构，继而封禁我的作品，本人毫无怨言……”
周赫煊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开始讨论以法治国的好处，以人治国的坏处，把问题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而且每隔几句，都要提一下孙中山先生，反正把这尊大神搬出来，那些国党都找不出话来反驳。
第二天上午，《大公报》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将这篇《论法的精神》全文刊出，立即引起进步人士的热烈支持。
特别是上海地区，陈德征玩得太疯狂了，不讲道理的见人就怼。他此时主办着上海《国民日报》，经常自己写文章讨伐某人，然后让手下的党棍，甚至是出动流氓混混行凶，完全无视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