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小时候我认为自己长大了也必然是长安的青年才俊，写诗作画统统拿手，寄情于给各种各样的姑娘写诗作画，我不收姑娘银子，姑娘不收我银子。只是后来在谷里待了太久气质受到严重损坏，常年受师父师兄们的不良影响，时至今日已经不敢自诩什么才俊了，顶多算个文艺女流氓。
流氓除了听上去不太好听以外，其他都挺好。当然我这个流氓和街边调戏良家妇女的市井流氓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耍流氓的对象是人，而且还是女人。我就不一样，我是对艺术耍流氓。我见过最流氓的同志当属鲁先生了，既对艺术下手，又对女人下手，着实难以超越。
我吃饭的样子真是一点儿也不斯文，左手一只烧鸡，右手一壶清酒，满嘴油光发亮，在座的几位早就见怪不怪了，唯独吓坏了小口酌酒的阮元文，我啃完一只烧鸡的速度刚好是他饮酒两杯的速度，以此可见儿时对未来的预估是多么的离谱。
阮元文说：这位仁兄好食量。
苏苏说：是姑娘。
阮元文：抱歉抱歉，姑娘真是好胃口。
我说：我爹说了，能吃是福。你太瘦了，光喝酒不行，来来来，吃个猪脚补一补。
阮元文看着碗里的猪脚一时不知如何下嘴，额头冷汗涔涔。
待我吃饱喝足抬起头来时，那猪脚只勉勉强强啃了几口，我觉得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实在是没有福气，因为他一点儿也不能吃，双腮凹陷，瘦骨伶仃，索性眉眼端正，皮肤稍黑，看着并不病态。
我放下碗筷，举起袖子擦了擦嘴，极为满足的瘫在椅子上。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一个饭局的起止都是由我操控，第一个动筷子，最后一个撂筷子。富贵说我这种行为日后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被别人打死，一种是把别人打死。
我向来不喜欢对自己残忍，所以我选择对别人残忍。
饭后我半躺半坐在椅子上歇息了片刻，苏苏主动申请结账，阮元文跟在后面攀谈，手上的那把折扇开了又合，合了又开，看的人眼花缭乱。
我叼着牙签，半眯着眼睛打量四周。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身边还是这群人，酒足饭饱后我甚至恍惚觉得我仍旧身在长安。
对于赤城的繁华热闹毋庸置疑，与长安相比不分伯仲，尽管如此，在我心里长安仍然觉得长安是最好的，就连城门的宽窄大小都最合我心意。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城，一座无可替代的城。
付完钱我们一行人大摇大摆的离开酒楼，而那个叫阮元文的才俊先一步离开了。
我问苏苏：那个姓阮的找你是不是有事？
苏苏点了点头。
我说：啧，果然。
富贵问：师父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一桌子的好菜他置若罔闻，显然心事重重。
苏苏说：如此说的话，你从来没有心事。
我说：此言差矣，是个人都会有心事。
苏苏说：噢？那我未曾见你有食不甘味的时候。
我说：我这人比较特殊，我吃饭的时候不想心事，我一般睡觉的时候想。对了，他找你什么事呀？
苏苏说：想知道？
我说：一点点。
苏苏说：他找我借钱。
我说：他看上去不缺钱呀。
苏苏说：你看上去也不缺钱。
我们一边在大街上走一边讨论金钱和相貌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半天发现两者其实没有根本关系，阮元文属于不缺饭钱但缺嫖钱，越是缺钱越是想要花钱，偏偏家境清寒，手无缚鸡之力，高不成低不就，混不得江湖，入不了朝廷，最后只能干些贩卖笔墨的营生。
卖字画肯定卖不了多少钱，又听说他是青楼常客，于是我就好奇他哪里来的嫖资。
据苏苏说，阮元文在坊间有个绰号，叫阮高仿。凡是他临摹过的字画皆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在外行人眼里宛如真迹。
不过假的就是假的，永远变不成真的。话虽如此，但市场需要真迹也需要赝品，大约是审美相似的缘故。当一个东西满足了绝大部分人的喜好却分身乏术只能供给个别几人欣赏时，与之相同的仿品就孕育而生了。
如果当年顾郎等人一首诗自己誊抄百来遍，一幅图画个百来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一个国家既需要绞尽脑汁搞创作的，也需要善于复制创作的。
我问苏苏既然阮元文有一技之长为什么还要借钱。
苏苏说：听说是因为最近朝廷打击假货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