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浚如道：“也是，也不是，公开场合不是，非公开场合是，但我很认同他的择优分配原理，我认为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学术成就。”
“我不敢苛同。”摇了摇头，徐浩东道：“关于择优分配原理，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还凭此书获得了一九七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邱与可成书时间二十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是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他的《致富论》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所以，邱与可相对于经济学家这个称谓，既无肉也无骨，瘦骨嶙峋披经济学家大氅，很象一个床单绑在了牙签上。”
刘浚如不高兴了，“徐书记，你不能这样评价我的老师。”
“我实话实说，你的老师远不如你这个学生，他不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也不能正确认识经济学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西方都仍然存在争论，认为不是客观的科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上。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条件能不能满足这个假设，当社会条件不能满足假设时，是修正经济学理论，还是让现实来适应理论。很显然，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发展新的理论来适应现实，或者采取多种经济理论来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邱与可却不是这么看，他认为经济学是唯一客观的科学，经济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唯一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微观经济学。”
刘浚如道：“你倒是很善于抓住人家的弱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徐浩东微笑着说道：“他还写过一本叫《危机论》的大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既然粮食危机、土地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统统都不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专家都说危机确实存在呢？首先因为各方面的专家未必都懂经济学，真正懂经济学的人不会被这些危机所吓唬住。’全文的主旨是论述我国根本就不存在这些危机，结论是懂经济学就不会被这些危机吓唬住。这本身的逻辑就很成问题，存不存在危机和会不会被吓唬住属于两个范畴，你到底是说存在危机还是对待危机的态度问题呢？这是题外话。题内话是这样，粮食专家、土地专家、能源专家、水资源专家在提出自己的问题时，他们不必懂得经济学，他们只需要在自己的专业范畴内、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出问题，至于解决问题，那就需要汇同其他各学科专家共同解决。发现问题、提出警示，与经济学无关，如果经济学家觉得那不是危机，很好解决，那正好是经济学家大显身手的机会，大可一试。认为其他领域的专家必须懂得经济学才可去从事本专业的研究，这显得邱与可自大而且是对经济学的无知。”
刘浚如还在嘴硬，“徐书记，你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无是处吗？”
徐浩东道：“事实上，他所极力构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模式，在实际议案中，错漏百出，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田典认为，新自由主义主义的理论模型还原到现实中，要想成立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一，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二，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即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三，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四，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然而，现实中不存在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可以同时满足以上四个条件。”
刘浚如勉强点了点头，“我也读过盐泽田典的书，我也认可盐泽田典的这个观点。”
徐浩东又微笑道：“浚如同志，我作为一个在县域经济圈里待了几年的基层官员，我对盐泽田典说的四个条件更有切身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