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说，“我们现在只有等待，等着事件的明确定性。”
于越问，“如果我刚才所说无误，那就是我方有错在先，而对方又溜了回去，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朱国平说，“老于，这就是让咱们无奈的地方，在咱们的地盘，一切好办，在国内也有办法，但涉及两个国家，又是在公海上，咱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于越说，“还有，咱们碰上的是个不讲理的国家，还是咱们的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啊。”
朱国平看着徐浩东说，“国与国之间，讲的是有理有节，恰到好处，但对一个流氓国家，光讲道理不起作用，上面不好拉下面子，但咱们下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徐浩东指了指朱国平，“有话直说。”
朱国平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咱们的大湾岛大湾港，号称东海第一岛上海港，是著名的海上补给港，每年至少有五千只韩国船只在那里停靠，咱们想做点文章，机会还是有的。”
话说到这里，连于越都听明白了，报复。但这两个字不能轻易从嘴里蹦出，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
徐浩东没有马上表态，而是问于越，“老于，你怎么看？”
于越回答得很快，“我听领导的。”
“嗯，很好。”徐浩东说，“都知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很多人不知道，我还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我这方面的信条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洙。韩国人最近搞的那个萨德系统，国人上下正憋着一口恶气，零三九一号渔船事件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时候如果玩一出礼尚往来，国人定会欢腾，上面也会默许，所以是反击的最好时机。”
朱国平起身说，“要不，我去一趟大湾岛？”朱国平很想表现一次，尤其是在徐浩东的领导下，以回报他的举荐不嫌隙。
徐浩东却看着于越问，“老于，可以辛苦你和老朱一起去吗？”这是考验于越，因为于越刚来，干点违规的事，是考验人的最佳办法。
于越毫不犹豫地起身，“义不容辞。”
徐浩东也站起来，与二人握手，“马上出发，越快越好，但只限于咱们三人知道，至于怎么做，你们懂的。”
于越和朱国平刚刚离开，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就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