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工人体育场堪比目前正在建设的鸟巢，三年前，这里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可从来没有举办演唱会的经验。管理者担心草坪会被破坏，希望赛特先预付100万人民币的押金。
一旁的美方人员告诉他们其实不必担心，去租一些塑料啤酒箱垫在上面，草坪就可以透气，不会枯死。
“而当他们得知演唱会的主角是杰克逊后，突然表示可以考虑免除押金，并立即上报主管部门。”王安说。
美方的第二个要求比第一个突破起来更加顺利。
杰克逊的演唱会器材最少需要三架c-130大型运输机，希望中方单独开辟一条名为‘迈克尔·杰克逊北京之旅’的专门航线。王安没有想到，在国家空中管制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主管机构竟然同意了赛特的这一申请。
“现在想起来很正常，就是一个专机航线，但在当时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哎哟，怎么可能?!”王安说。
不可能的事还发生在北京奥申委身上。既然不是为了挣钱，双方都希望把演唱会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发挥它宣传中国的最大效应。而1993年9月23日，奥申委在摩洛哥的蒙特卡罗，竞逐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且志在必得。
赛特想到了这个特殊的日期。双方约定把日子定在申奥前夜，届时在演唱会现场，杰克逊将通过参与实况转播的330多家电视台，呼吁他的全球歌迷与他一起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
对于赛特的这一想法，中国奥申委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没有站到前台。
“那样会变成一个政府行为，这样杰克逊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因为他选择了北京，在那个年代，西方不希望中国有机会展示自己。”王安有些沮丧的说。
进展比想象中要快。1993年5月，在西班牙的世界音乐大奖颁奖礼上，杰克逊宣布了他9月来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gottobethere!”，并在其后的两个月不断向北京释放出善意:将百事可乐赞助北京演唱会的1500万美金捐给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五家中国慈善机构;将邀请斯皮尔伯格等十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每人拍摄一部宣传北京的电影短片，所需制作费由他个人承担……
在张扬看来，杰克逊对中国的热忱，带有些偏见压力下的同病相怜。
“杰克逊的潜意识中，认为中国不应该是n、bbc上的中国，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他坚信世界的偏见可以被改变。”王安说，当时杰克逊对北京的期待，远远大于北京对他的期待。
对于美方，中方是有求必应，对于中方的担心，美方也很配合。美方承诺，中方只需保证每个步骤的执行和拿到批文，无需给杰克逊支付任何费用。因为电视转播收入归杰克逊公司所有，光这项费用就冲抵演唱会的所有开支。美方甚至同意，如果观众不够多，中方可以自己组织观众。
在这次演唱会上，杰克逊还将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北京之旅演唱会”作为他的收官之作，结束长达一年多的全球巡演，并在北京宣布退出演艺行业。这意味着杰克逊要放弃9月初的台北之行，台北是原先“危险之旅”的其中一站。杰克逊公司承诺如果获得演出许可，杰克逊将先去香港，然后到北京，而不去台北。
如果在9月1日之前，还没有拿到演出许可，杰克逊将直接从美国飞往台北。
北京还是台北?
7月底，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就等中国官方的一纸批文。
“执行审批手续的文化部其实做不了主，他们说要送到上级主管部门，等待更高层的答复。”王安和赛特的所有同事并不知道送到哪个层面，那就只能干等。
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的人都在公司里待着，期望奇迹有一天能来敲门。“当时，只要电话铃一响，所有人都奔着电话而去，像神经质一样。”王安兴奋的说道。
电话里充斥着各种询问。记者们问，到底有没有戏;奥申委的工作人员问，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马上就要去蒙特卡罗了……已经焦灼不堪的黑子和王安还有他们的同事，不得不强装镇定、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说:“相信我们，请继续等待。”
美方也没办法，只能和中方一起等。有时，他们也会打来关切的电话，善意地提醒中方，还需要他们做些什么。“你们做什么都没用了，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大家一起等吧。”王安当时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赛特会托朋友问问文化部的人，到底他们最近在忙什么。突然有一天，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想看看杰克逊的录影带。
这是个好消息。赛特的人马上搜集了杰克逊的演唱会，tv、格莱illboard的获奖片段给他们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