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邪这个团伙，其实是以一个县城为据点的，而这个县就跟他们县是挨着的，叫铜县。
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关中西府文化积淀甚厚，地下文物丰富，一直是盗墓贼青睐的重点地区，从而产生了盗贼这个行当。到21世纪，民间地下盗墓活动呈猖獗之势，盗墓贼人数越来越多，仅在铜柱一个县，就活跃着一支20000余人的盗墓大军；他们盗墓的手段越来越高明，胆子越来越大，对地下文物的探测也越来越广。
甚至这些盗墓贼里头，还有好些都是过去张天元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也听这些人吹过牛，就是有关盗墓的事儿。
据铜柱县志记载：“铜柱大墓葬较多，被盗严重，据现已发掘的较大的诸侯、官绅墓葬多已被盗。秦公一号大墓盗洞247处，发掘后，无棺可启。明嘉靖时，太仆寺少卿赵时吉墓亦被盗。民国初，驻铜柱军阀党毓琨曾组织兵丁四处盗墓，攫取古物。民间也有俗称揭墓贼者，昼伏夜出盗墓，现间或亦有之。”
大概十多年前，铜柱县纸坊乡，稀世珍宝宋瓷床被盗墓贼挖掘出，米，光洁如玉的瓷床上躺着一个瓷孩，瓷孩子头下枕着一个瓷枕头；盗墓贼出土后并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万元卖给了文物贩子，这个文物贩子原想以50万元的价格卖给另一个文物贩子，但中途反悔，因为他打听到如果贩运到香港，这件文物可以卖到150万元，他想卖到更多的钱，但他忘记了文物地下交易的规则：只能一次易，也只能与一个人交易。谈判成功后绝不能反悔。事后谁也不认账。那个没有得到文物的贩子把他举报了，于是这件稀世珍宝被警方截获了，几个从事贩运和盗墓的人受到重罚。
后来又有一年春，铜柱县的盗墓贼从墓葬里挖出一件唐代天王俑，盗墓贼以70万元的高价卖给一个文物贩子，警方机关闻讯后展开破案，但至今没有头绪，成了悬案。没有被警方机关破获的墓葬被盗的贵重文物流失的又有多少？不得而知。
在铜柱县以北和以东的地方，以十里铺为中心的12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地下的文物数不胜数。尤以唐宋的文物最多，汉代次之。这里曾经是唐王朝的西京，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中逃跑时经过这里。他的接班人、下一任唐王朝的皇帝李亨在宁夏屯兵准备反击安禄山时，就曾以铜柱作为军事重地。
在唐代漫长的时间中，铜柱不但是连接西北、东南的通衢大道，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铜柱县以北的许多地方成了国葬区，达官贵人，商界名家，文人学士，死后都被安葬在这里。而他们的下葬总是有丰厚的陪葬品做伴。到了宋代，铜柱的商品经济更为发达，宋代工艺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瓷器，更成了达官贵人的陪葬专用品。时间过了1000多年后，宋瓷的价值竟与西周青铜器的价值等值了。
张天元向他的老同学询问，这些年铜柱县境内到底有多少地下的珍贵文物被盗？他的同学笑着摇摇头说，那说不准。但是这些老同学给他提供了一个数据。在铜柱县纸坊乡一块半亩大的田野里，就曾经出现过三十多个分布整齐的盗洞。
其实早在张天元还没有得到六字真诀的时候，就跟几个同学到铜柱县境内那块1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踏勘了一次，所到之处盗洞密布，有过去的，近期的，还有新踏勘的。在萧史宫村西边不远处的田野里，笔者看到几处锥形小孔洞，老同学介绍说，这是盗墓贼刚刚踏勘过的地方。
沿着小路向北一里外，在一处呈u型的壕沟里，分布着大小六、七个盗洞，从地表上的土质看，这些墓葬被盗时间已经很长了。老同学告诉我，这些墓葬有的是汉代的，有的是唐代的，也有的是宋代的。老同学经验丰富，只看一眼就能断定为那个朝代的。老同学说，现在是夏天，如果到了冬天，田里的庄稼收割完了，果园里的树叶落了，你站在这里，放眼望去，会看到广阔的田野里无数的被盗墓贼开挖过的盗洞。
盗墓一般有三种方法，一是喇叭式，即钻洞，打地道，二是大铲开挖，三是爆破法，即先用小铲挖，再装上炸药，爆破后下去再开挖。但第三种方法对文物的损坏太大，所以除非万不得已，盗墓贼一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大铲开挖。
老同学说，他们手里的工具也没多先进，用的是传统的大铲、小铲、探杆、扎钎。在纸坊乡一个机械维修部笔者看到了一副钢质小铲，用螺丝连接在一起，螺丝车得一丝不苟，米左右，共有六七根，这些器具拆了夹在胳肢窝里就能带走，而连在一起时足足有七八米长。铜柱县这样的加工器械的作坊不少，这也从侧面说明盗墓这个行当在铜柱县是如何发达：既有从事盗墓的高手盗墓贼，也有专门给盗墓贼加工器械的作坊。
盗墓贼白天踩点，晚上勘探，挖掘。勘探、挖掘的过程是：先用扎钎往下扎，进行勘探，扎钎与小铲一样也是一节一节接起来的，足足可以探到地下10米深的地方。扎钎的头儿是一个锥体，下尖上粗，粗处的直径有12㎜，也有14㎜的。而上面的钢筋则10㎜左右，所以容易下去；往下扎的过程中扎钎的上边有两个把手，人的手按在把手上，一点一点向地下用劲下按，在下按的过程中，如果下面的土坚硬，说明没有墓穴；如果疏松，扎钎下去的速度快，那说明有墓穴。老同学说这是他们在盗墓过程中积累的一条成功的经验，屡试不爽，十拿九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