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叔和余大婶完全愣住了，许久都回不过神来。
“我那苦命的红儿呀……”余大婶痛哭了起来。
“作孽呀，作孽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老天这么对我们不公？”余大叔蹲在地上，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一脸无助。
一家人又哀嚎了起来。
又伤心了一会儿以后，余大叔说，“不行，不能让女儿这么受委屈，我一定要为她讨个说法！”
“我没听小虎说吗？派出所的人不让说，不让提，你就不怕小虎再被抓进去么？”余大婶斥责道。
“小虎，你参与杀人了？”这个时候，余大叔才想起来问儿子。
“我没有，只是，我姐让我帮她埋了一下。”余虎说。
“那怕什么？人又不是你杀的。”余大叔说。
“可是，派出所的人说了，我成了什么从犯，也是要判刑的。”余虎低声说道。
“不行，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那些人的话不能全信，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得去问一问。”余大叔虽然是农民，但俗话说，吃不到猪肉，也见过猪跑，事情逼到自己头上了，也得想办法，得去了解下。
“你问谁去呀？”余大婶问。
“到县城找律师去，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余大叔愤愤地说。
“县城的律师有什么用？不是说红儿陪的是省里的大官么？”余大婶提出了疑问。
“那就找省里的律师！小虎，跟爸去，不要怕，我们得为你姐报这个仇。”余大叔豁出去了，从里间的床底下翻出二千多块钱来，拉着儿子出了门。
辗转了两个来小时左右，余大叔父子来到了省城西州市，进了昌明律师事务所。一个叫胡元堂的律师接待了他们。
胡律师耐心地听完余虎断断续续的讲述，一拍桌子，义愤填鹰地说，“太可恶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诱供，这是要胁！朗朗乾坤，明目张胆地沆瀣一气，是可忍熟不可忍！”
余大叔心头一喜，知道自己的决定正确了，马上满怀激情地问，“胡律师，我要是追查这件事情，我家儿子不会受到牵连吧？”
胡律师肯定地说，“不会！你儿子一时糊涂，帮助处理一下尸体而已，情节轻，再说，年龄还小，属于未成年人，法律上有从轻的规定。而且，你家女儿是激情犯罪，又受到欺骗在先，不会被判死刑的。顶多是个死缓。”
“死缓是个什么意思呀？”余大叔问。
“死缓就是死刑，缓期执行。正常情况下，缓期二年以后，就会改判成无期徒刑，然后再改成有期徒刑，坐个二十来年牢就能出来了。”胡律师解释道。
“那感情好。”余大叔看到了希望，搓了搓手问，“胡律师，我要是请您帮我代理这件案子，要多少钱呀？”
“这个……”胡律师摸了摸下巴，沉吟着说，“这个案子涉及的人物很敏感，最少两万。”
“两万？”余大叔摸了摸怀里的两千块钱，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