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又据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当时的中国政府未正式调查她（苏青）、检举她，将其视为汉奸逮捕归案，以致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世界日报》1987年2月）。

无论事实如何，苏青当年与周佛海、陈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册页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笔。

她只能毁誉由人。

千秋功过，留待历史评说。

生死顺天天变道亦变。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学创作为工农兵服务，像苏青这样以写青衫红粉、家长里短为主题的作家是无法上阵的。

当年的老朋友张爱玲、徐都远去海外，苏青显得格外的寂寞、苦闷。

更为难堪的是生活无着，一辈子为钱发愁。

1949年底，苏青由九三学社吴藻溪介绍，加入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但一时也没找到工作养家糊口。

正一筹莫展时，朋友告诉她，香港的《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

于是苏青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寄去，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费，反受有关部门一顿批评。

时值1951年，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报名，没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但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改编郭沫若的《屈原》，为此专程进京向楚辞专家文怀沙请益。

1954年5月，由苏青任编剧的《屈原》首演，反映颇好。

在参加华东戏曲会演时，佳评如潮。

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其根子是苏青有“历史问题“。苏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气吞声。

那段日子，最开心的是由她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倒霉的是，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塑造好司马迁的形象，她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

完全是一封纯学术探讨的信。

讵料，1955年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被判刑。

有关部门在抄贾家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

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也有人认为，苏青被捕是潘汉年、杨帆案所牵。

情况太复杂，非局外人能说清楚。

但后来经深入调查，苏青与胡风根本无关联。

1957年6月27日苏青被“宽大释放“。 苏青出狱后，又回到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