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如何联系现实政治格局来看待您的思维？
莫兰：从社会组织这个更基本的层面上看，我并不像福山那样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到了其文明的最终阶段。这个阶段以西方式民主为其政治特征，以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为经济特征。我不认为人类社会已经穷尽了自己的创造能力。一万年以前，人类社会是一些小小的部落社会，由猎人和采摘者组成。没有国家，没有城市，没有农业。人类后来的组织完好的社会正是由这种初级社会所发展过来的。
所以我认为，从目前新的世界局势看，人类仍可能发展出一种具有新的组织形式的社会样式。经济的自发的规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应该有一个符合人性的最终导向。我以为，发展这个字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当我们说到发展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里面没有人的发展的内容，人的发展是道德的和心理的发展。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所谓发达国家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其实是不发达国家。心理层面上的不发达，是因为思想家们不能思考时代的大问题，道德层面上的不发达，是个人主义的问题。个人主义有它十分积极的一面，因为个人主义意味着个体承担责任，但是个人主义的发展也可能不利于社会协作的一面，引发个人的原子化和个人中心主义。因此，我认为必须倡导一种文明政治。这种文明政治旨在承担和解决已经全球化了的西方文明所带来的问题。
陈：难道您不认为西方文明有许多积极因素吗？
莫兰：从今天的眼光看，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已生发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关于个人主义的负面效应我已经讲过了，工业发展生发出环境污染和生物圈的破坏，技术的发展使人类不得不服从一个人为的机器决定论的逻辑，越来越精确的定时制、日益细密的专业化，等等。科学的发展也是同样的，它不仅仅只生产好的一面，它也生产破坏的力量，如原子武器、操纵人类基因等，所有这些，都说明科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的结果是正负兼有的。我提倡的所谓文明政治就是针对这些负面的效应的。比如说，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将生产的数量放到第一位，而将生活的质量这个最基本的要素放到第二位。很显然，物质数量的增加，并不就可以改变生活的质量。
陈：您的文明政治听起来是很理想化的。
莫兰：是的，如果我们的文明政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世界”的话，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缩小贫富差距。如在非洲大陆，我们不能仅仅用美元来计量贫富，计量差距。美元的计量是不可靠的。贫富差距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人们无力抵御传染病、抵御艾滋病，表现在人的平均寿命，表现在人们所受的苦难和羞辱。所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协作互助系统。然而，目前世界上的富国对此毫不关心。也许，人类可能还要经受一些灾难才能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