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清朝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由于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茶就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楚地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在边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颐红茶。”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但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到了农天一的手上，此时的“颐红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龙形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南颐县供应，由地方巡抚监制。
因此，特别是上等的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边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
这时主要是以砖茶的形式行销边疆全域，边疆人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载，到清末民初，抗战期间，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神农发现茶叶、种植茶叶，再成为饮品，船运马驮、大漠戈壁，荆山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甚高。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
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
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古道，西风，瘦马，茶商，荆山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文化，并不断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