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级军舰留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推测为二号舰“驭远”。这幅照片最初在日文资料上出现，被标注为“清国军舰扬威”，后世很多学者以其外形与“扬威”舰相去甚远，认为是日方的笔误，实际应是“扬武”舰。但是随着福建船政军舰研究的深入，这张照片中的军舰在外形上与“扬武”舰有明显的不同，舷侧炮门的位置和数量也完全有别。最终经考证确认，是一艘“海安”级军舰。
相继问世的“海安”、“驭远”，在当时原本应当是万分显赫的主力舰，但由于诸多问题，南洋水师无力维持这种大体量的军舰。“海安”级军舰所需的舰员人数众多，计要编入360名官兵，每月薪粮费用5700两，几乎是“操江”等舰的三至四倍，用维持四艘军舰的经费来养一艘舰，令南洋水师感到无力应付。后来尽量压缩战斗人员，编制缩减为297人，两。此外，“海安”级军舰吃水深，无法在长江内河使用，这对于和平时代主要承担长江、海口巡防，以及通信、护送任务的南洋水师而言，就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这些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洋水师只是勉力编入了“海安”舰，“驭远”则作为替补队员被排在幕后，暂不编制人员，留存在江南制造局备用。
进入南洋水师的“海安”舰，地位显得稍有尴尬，主要承担起了大员接送等工作。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为培育人才，决定模仿福建船政对大型军舰“扬武”的处理模式，即也将“海安”用作出海训练的练习舰，周游各国。虽然当时南洋并没有专门的海军学校，不过对于增加南洋水师官弁的海上阅历，此举还是大有益处。1876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并向日本正式照会通报，“海安”舰鼓轮离开吴淞口，前往日本游历，此行的统带是总理江南轮船操练提督吴安康，“海安”的管带是千总王予照。
日本朝野及海军，对中国来访的这艘大型军舰，显得颇为注意。援引之前接待“扬武”舰的外交规格，对其进行招待，同时不乏对舰上技术状况的密切关注。“海安”先后到达日本的横滨、长崎等港口，熟悉日本沿海航道。对这艘庞然大物，日本海军先是充满神秘感和危惧感，等见到真身之后，才发现原来与自己海军中的“筑波”、“富士山”等老式炮舰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吨位更大、火炮更多而已。不久之后，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英国纽卡斯尔接连问世了“比睿”、“金刚”两艘日本军舰，外形上依然是老式炮舰的模样，但已经跃升成带有装甲的铁甲舰。
首航日本后，“海安”成了上海至日本航路上的熟客。1877年，清政府派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从京师沿通州运河首先到达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教外交事宜，而后乘招商局轮船取道江苏省城江宁。两江总督沈葆桢与何如璋会见后，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港道稍习”(7)为由，决定派“海安”舰护送使臣前往日本。1877年11月23日傍晚，何如璋一行30余人登上“海安”，踏上赴日旅途。航程中曾一度遭遇大风，站立在“海安”舰的飞桥上，饱览海上壮丽景色，何如璋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充满感慨：“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慨”，“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8)。
日本海军早期的外购军舰“筑波”，外观上和“海安”有许多神似之处。
11月30日，“海安”顺利到达日本长崎。接近港口时，桅杆上换挂日本国旗，鸣21响礼炮。长崎炮台及在港日本军舰也都升中国龙旗，鸣同数礼炮回礼。旋即，停泊在长崎港的各列强军舰，也都纷纷向“海安”致礼，“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此后，载着公使一行，“海安”开始了在日本境内的游历，先后途经马关、粟岛、神户等地，在东海道附近海面，还救起了遇难的日本船民。最后，公使在横滨港离舰，当时与“海安”同时停泊在横滨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明轮炮舰“春日”，即原来阿思本舰队的“江苏”舰。
礼成之后，“海安”旋返上海。犹如是其生命中仅有的闪光，“海安”在出访日本后不久，就渐渐黯然陨落，不复见于中国的海军史。出访归来仅仅几个月，1878年8、9月间，顶着炎炎烈日，“海安”驶回江南制造局，依据当时的记载，此行是为了大修。但事实上，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海安”最后的记载，至于大修的原因，以及结果，都无从得知，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江南制造局的军火发放单上，再也没有了“海安”的名字，南洋水师的编制中也再不见这艘军舰。是否是因为舰体、机器出现了严重问题，修复不成而拆解，或是商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收支报告中，的确有军舰拆解出售收益一项。
“海安”退出海军舞台同时，在江南制造局里默默封存多年的同级姊妹舰“驭远”被起用，原“海安”舰舰员全部配属到“驭远”舰上，各项薪粮编制完全仿照“海安”，由这艘姊妹舰接替“海安”的职能。